李鸿章自立门户的机遇:凡成大事者,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

野史秘闻 来自历史故事 2018-09-22 1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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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自立门户的机遇:凡成大事者,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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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雷颐(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 


太平天国起义后,清朝的“国家军队”绿营兵腐朽日甚,简直是不堪一击。


相反,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、组建的湘军这种“民间武装”,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,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。


1853年2月,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,攻占安徽省城,杀死安徽巡抚。这时,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,各地豪绅犹如惊弓之鸟,也纷纷兴办团练自保。


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。


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,听说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占,“感念桑梓之祸”,同时认为投笔从戎、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,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。


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,无权无兵无饷,更无丝毫军旅知识,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,一事无成,曾作诗以“书剑飘零旧酒徒”自嘲,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。


1859年初,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。


在曾国藩幕中,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,深得曾的器重。


不过,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,而是主见甚强,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幕。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, 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。


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,于是“好马也吃回头草”,并不固执己见,欣欣然重回曾幕。由此,亦可见曾、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。


1861年下半年,太平军在浙东、浙西战场连获大捷,直逼杭州、上海。此时上海早已开埠,“十里洋场”中外杂处,富庶繁华,有“天下膏腴”之称。


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,官绅自然惊恐万状,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。


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“天京”(南京)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,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。


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,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“晓之以理,动之以利”,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:“商货骈集,税厘充羡,饷源之富,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。”


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,如此巨大的财源,“若弃之资贼可惋也”。此说利害明显,自然打动了李鸿章,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。


在李鸿章的劝说下,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,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,于是决定派兵沪上。


经过慎重考虑,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,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,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、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。


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, 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,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,无论在何处作战,都不得不返湘募兵,长期作战在外,兵源愈来愈紧,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。


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、淮一带民风强悍,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。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,又是他久经培养的“门生”,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。


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,急忙赶回家乡。


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,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,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招集起来,迅速募兵招勇,加紧训练,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、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——淮军。


不料,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,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“天京”的头功,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,拒不放弃进攻“天京”而援兵上海。


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地催了又催,老弟曾国荃就是迟迟不动身,无奈之中,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,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。


这样,李鸿章就由“辅”变“主”,对他来说,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。


1862年4月初,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,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。


这月底,他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,几个月后便得实授此职。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,端赖曾国藩保举。


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时,曾国藩接受谕旨,奉命调查江苏、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。


曾国藩在《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》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,指责江苏巡抚“偷安一隅,物论滋繁”,“不能胜此重任”。


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“精力过人”,而且“劲气内敛,才大心细,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,臣再拨给陆军,便可驰赴下游,保卫一方”。


以曾氏当时的地位,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,因此李鸿章得迅速任命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。


对曾国藩而言,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,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,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。


对年近四十的李鸿章而言,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大员,虽然从官制上说他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,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的身份,顿时豪情万丈,其一生事业由此“隆隆直上”。


当然,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,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: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,真不知如何报答,“伏乞远赐箴砭,免丛愆咎”。


历史大势证明,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,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谁能掌控上海,谁就财大气粗;谁能与洋人打交道,谁就举足轻重。


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,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,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。


显然,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,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“天京”的“头功”重要得多。


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,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。


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,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“天京”后,连夜上奏报捷,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,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。


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,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。不久上谕又追查“天京”金银下落,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。


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,点名批评:

曾国藩以儒臣从戎,历年最久,战功最多,自能慎终如始,永保勋名。


惟所部诸将,自曾国荃以下,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,勿使骤胜而骄,庶可长承恩眷。


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,将“勋名”难保、不能“长承恩眷”,话中暗伏杀机。


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,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而获赫赫战功,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,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。


显然,对曾国荃来说,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,而将克复“天京”的头功让与他人。


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,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“宏图伟业”。


事实说明,凡成大事者,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。


摘自:《历史的裂缝》(雷颐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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